陆俭明：要有问题意识，更要有未来意识 ——小议未来的中国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生活

 1月20日，“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召开，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发言。

 每次来这里开会，都让我增长新知、扩大视野。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次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的主题是“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70年”，这个主题很有意义。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由“东亚病夫”变成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和平大国，也可以说是和平强国。我们的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和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郭熙、袁毓林、文秋芳、黄德宽四位学者的报告，分别对70年来的语言生活、汉语语法研究、外语教学、出土文献语言的研究，做了个案阐述，他们的报告和后来各位的发言，从不同的角度陈述了70年来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的成果和变化。

 我是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步伐成长的。1949年进中学，1955年进大学，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是亲身经历了70年的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文革”结束，就语言生活来说，刚刚解放的时候，基本上只限于扫盲，基础语文教学，全民学语法修辞（当时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影响很大，我说的全民，当然实际只是指知识阶层和干部阶层），确立并推广普通话，实现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编撰辞书，以及少量的对外汉语教学。那个阶段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文信息处理开始起步，主要是搞俄汉机器翻译，是语言研究所做的。

就汉语本体研究和理论研究来说，那个阶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开始往前走。特别是开展了几次大讨论——20世纪50年代的词类问题大讨论、主宾语问题大讨论、单复句划界问题大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的“的”的分合问题大讨论。不过在理论方法上基本是源于美国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理论。这个阶段可喜的是开展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这两项调查虽属于普查性质的，但为后来的汉语方言的深入调查与研究，为后来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汉语史的研究方面，我觉得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继续延续，可喜的是开创了系统的汉语词汇、语法发展史的研究，其标志是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面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现在，在语言本体研究、语言应用语言研究、语言理论研究、语言教学包括内外的语言教学、语言调查、语言生活、语言服务等方方面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语言生活空前丰富，并且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各个分支领域都涌现数量不等的研究成果，有的成果可以说是原创性的，比如《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等。

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还有三件可喜的事：一是国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意义重大，使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二是国家制定了一大批语言文字标准，使语言文字逐步走上了信息化、标准化的道路；三是政府组织编写出版了语言皮书，最早是绿皮书，后来是黄皮书、白皮书，这个意义重大，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好。

70年来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方面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今天会上谈的都只是个案。希望社科院语言所、国家语委、北京语言大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等有关单位（可以跨单位合作）都应负起责任来，充分总结70年来的语言生活和语言研究的巨大变化。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和认识我们存在的缺憾与不足，有的甚至还很严重。为了开创辉煌的未来，我们要有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更要有未来意识，要看到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跟语言研究息息相关的有那么两大趋势：一是智能化大趋势。我们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现在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的进程中，而又开始并将逐步进入智能化时代，而且时间进程可能将短于先前几个时代的间隔，其进入的速度将可能远远超过前面几个时代。这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二是各个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吸收、有分有合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比如目前国外已经出现众多语言学交叉学科，比如文学语言学、哲学语言学、逻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口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播语言学、法律语言学、军事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网络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生物语言学、演化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等；我们也开始有，但很少！

有鉴于此，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好，教师也好，必须认真思考语言研究新的发展方向和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下面我只讲几点：

第一，要立足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争取在20年乃至50年内力求做到理论创新，要在学术观点、分析方法两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国际语言学界真正有我们中国的声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理论意识，要有理论思考的头脑，而且不能只是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来思考问题。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已经有的语言事实，更需要发现和挖掘新的语言事实，因为原来的语言事实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观点视角下看到的，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理论真正能有所创新，必须源于具体的语言事实研究。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冥思苦想，永远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真正创新。刚才李英姿说的三句话很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想其意思就是要在继承、借鉴前人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与创新。

第二，以“语言学+”为模式，努力探索、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逐步加强语言学跟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工科和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结合的路子，建立越来越多的新的语言学交叉学科，使得我们语言研究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但是跟国外比，少得很。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亟须培养复合型、多元化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语言学人才。

第三，积极开展语言服务研究，做好方方面面的语言服务工作。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语言服务是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服务的范围而言无疑会涉及四方面：一是为政治建设服务——语言之为政治服务，主要关涉国家统一、国家稳定、国家外事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乃至关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二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语言之为经济服务，源于语言与经济的密切关系。语言能力本身就是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活动都得通过语言来组织、开展，而语言及其衍生产品都可以转化为商品和财富，而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需要经济支持。三是为文化建设服务——语言之为文化服务，那是显而易见无需多说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科技的记录与传承主要靠语言。我们更要有意识地通过语言构建文化。四是为我国和谐社会生活建设服务——语言之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那更不用说了。大家知道，语言是一种神奇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国古代老百姓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好的一面，语言如金，如玉，如药，所以有“金玉良言”“良药苦口利于身，忠言逆耳利于心”之说；坏的一面，则可以如刀如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伤害自己，“唇枪舌剑”“谣言可以杀人”“祸从口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提倡说文明话，做文明人，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2017年9月11-13日在北京举行“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主题之一就是“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关于语言服务，当前，我觉得最需要关注并且要切实抓好的是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那是因为语言教育，包括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作为外语教学，都关系到国民语文素养的提高，更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的提高。刚才文秋芳教授谈到，语言能力是基础要素，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形成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而国家语言能力关涉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问题。现在，在语言教学方面，无论是语文教学、外语教学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作为外语教学，问题都比较严重。限于时间不能细说，有机会另行讨论。

第四，语言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方言变小了，通用语变大了”。这点既要高兴，又要堪忧。高兴的是什么呢？汉语方言虽复杂但全国的交流基本没有障碍；堪忧的是方言的萎缩，方言的萎缩严重危及中华多元文化的发展。要知道，中华文化相当大部分是靠方言。去年9月在长沙举行了“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这个大会一方面谈到语言的濒危问题，另外一方面谈到语言方言萎缩问题。长沙会议结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发布《岳麓宣言》。目前，我国的汉语方言，保护得最好的是粤语，其他方言都萎缩得厉害。许多学者在长沙会议上提到，我们既要继续积极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的国策，再说我们普通话推广目前只达到70%；但同时一定要有方言保护意识。这里面有的关系到我们政策上的问题，有的是关系到其他具体的举措问题，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因为时间关系，所谈的问题我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展开来说。谢谢大家！

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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